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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郭凯冬译为中文
反对（殖民者）殖民主义、种族资本主义以及环境不公的慢性暴力，‘拒绝’已经进入了激进主义研究的研究方法和批判社会理论的词典中，既赢得了掌声，也受到了批评。
一方面，为了避免伤害社会边缘群体而‘拒绝’让他们的行动可见是无异于浪漫化本质主义的一种形式。 Sherry Ortner（1995）认为其结果是对社会复杂性的扁平化和非人性化。
相反的，拒绝作为一种去殖民化行为强调了自由主义政治承认的限制。Audra Simpson (2017) 认为通过对公民身份、虚幻的认知方式或财产/财产性的主张，使自己知道和享有权利的行为，只能捕捉和包含边缘化人群对正义的要求。用她的话说，这种争取承认的斗争总是在暴力、统治、征用的结构中形成的，只是服务于巩固他们的权威。与承认或反抗相反的是，Simpson 认为拒绝是一种弃用，既是对殖民帝国中孕育的国家机器的拒绝，也是对自Mark Fisher (2009)之后一种我们称之为种族化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形式的否认。
在后面这些术语的理解中，‘拒绝’既是一种研究敏感性，也是一种政治立场。拒绝在社会运动和日常行为中无处不在，因为被殖民者抵制和逃避一些认可拘留、驱逐、流离失所、占领和征收的社会法律类别。拒绝可以体现在违背种族资本主义的物质表现的行为中，包括从非法越境到跳舞、跺脚和唱歌，拒绝国家通过学术化来实现 “黑人治理 “的努力（Shange，2019）。拒绝可以从研究参与者决定他们故事的哪些方面可以公共呈现的要求中体现，这是被殖民者对研究者设置的限制以避免损害他们的政治利益（Simpson, 2007）。拒绝表现在童年研究学术中，因为年轻的对话者蔑视 “文化专家 “或 “能动性的儿童 “的姿态（Mack & Newberry, 2020。以这些方式来理解，拒绝可以被视为对研究者的挑战，以避免令对话者更加边缘化的共谋，无论是通过对痛苦和创伤的窥视性描述，隐藏其结构性和交叉性原因 (Tuck & Yang, 2014)，还是通过展露为特权阶层谋利的隐藏的社会交往，如动员亲属和社区网络服务于债务人 (Federici, 2014).
拒绝政治的拥护者坚持认为它不仅仅只是 “否定”；而是强调其创造性和生成性的优势。拒绝也将激发新颖的想象，新的分析模式和变革性的政治项目（McGranahan，2016。拒绝导致了研究者们对于变革理论的质疑，这些理论是由受害者的叙述所引起的。相反，Tuck和Yang（2014）敦促我们将目光转向对权力、国家机构、政治经济和不公正空间的历史审视。
迄今为止，虽然如前所述有一些例外情况，但是由于我们这个领域的学者非常关注对儿童和童年的承认和包容，拒绝的做法至今没有在儿童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参与。因此，这也是我们希望扩大的讨论，所以我们邀请特邀评论员和听众一起思考以下问题：
- 作为童年研究的学者，我们错过，忽视或抹去了哪些拒绝？这产生了什么影响？拒绝如何帮助我们理论化 “哪些孩子和童年是我们通过学术研究带来的，哪些是我们排除的”（Spyrou, Rosen, & Cook, 2019, p. 6）？我们自己已经拒绝了什么，这对跨越差异和分层（包括代际和其他不平等）的拒绝政治有什么意义？
- 在强有力地建议我们将分析单位从边缘化群体（无论他们是否被物化/主观化）和痛苦的叙述中转移出来的同时，我们如何重新构想儿童研究在承认政治中以儿童的声音、专业知识和能动性为中心？在边缘化儿童的生活中，哪些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制度、权力的场所/形式/模式和变化形式需要探索、质询和重新构想？如何以不将儿童和童年从社会中重新剔除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
引用：Rachel Rosen, “童年的拒绝？引言,” in Reimagining Childhood Studies, 3rd March 2021, https://reimaginingchildhoodstudies.com/childhoods-refusals-chinese/由郭凯冬译为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