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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郭凯冬译为中文
在这最后一次网络研讨会上，我们希望通过邀请演讲者从挑战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出发，将我们此前关于重新构想童年研究、拒绝和慢性暴力的对话联系起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围绕种族、本土性、残疾/能力、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去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性学术研究对自由主义的信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质疑。这些理论结合在一起试图将自由主义的道德主张历史化，将其中立道德准则政治化，以及承认和改善其对特别群体的持续贬低。结合档案分析和当代分析，它们提供了批判性的框架，促使童年研究来诊断分析并超越自由主义的基础主张：再生、孤立和去历史化的维稳措施。
首先，一些理论围绕奴隶和原住民的典型形象，即在殖民语境中那些在本体论上被排除在人的范畴外的对象，这扰乱了标志着当代关于自由公民身份和权利辩论的进步叙事（Hartman 1997；Wilderson 2015; Tuck et al 2013）. 此外，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共生关系的呈现突出了种族思维曾如何主导着针对文化/文明差异的标准评价（其中童年是一个关键点），使整个特定人群病态化和幼稚化（Chatterjee 1993；Comaroff 1989。
其次，这种对自由主义的自觉的历史化也有助于摆脱将当代自由主义国家视为中立的根深蒂固的模式。利用种族化和其他文化上的主导评价（例如包括父权规范和种姓）以平凡的方式将压迫性权力政治化，学者们已经揭露了 “法治”、”精英制度 “和 “平等保护 “是如何加剧现有的等级制度并自然化历史排斥主义的持续影响（Crenshaw et al 1995）。此外，对资本主义的种族化和结构性排斥的重新关注令 “慢性暴力”、剥夺和人口的生物政治分类之间的深刻纠葛不仅在殖民者殖民背景下（Chakravartty et al，2012），而且也在独立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逻辑中显而易见（Byrd et al，2018）。通过合理设置一种能够扰乱自由主义自证的新概念语言，这些理论推动我们再次审视枷锁国家和从学校到监狱的传递途径(Annamma 2018; Sojoyner 2016)，承认被殖民者是一个持续被剥夺权利的群体 (Spivak 1988)，并重新审视政治的领域范围，其中包括比生命权力更有力的死亡权力或国家的杀戮权（Mbembe 2003。
最后，这些理论提醒我们世界上大多数边缘非白人的日常生活的认知贬低，并致力于使研究转向承认另外的本体论、方法论和政治的框架的价值（Lugones 2010。例如，Gayatri Spivak (2004)努力将 “责任 “重塑为一种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削弱的半存档的情感；Saidiya Hartman (2019)努力通过“批判性的虚构”来打破档案文件，以提供更丰富的关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黑人社会生活的画面；Audra Simpson（2014）致力于通过拒绝政治而非承认政治来重新思考本土性。
因此，我们此次对话的目的是探讨这些对自由主义之批评的潜力和效用，以重新构想童年研究中的一些关键假设。我们要求评论员反思并借鉴这些理论，以确定它们是如何被有效地应用和阐述的。我们还要求评论员保持批判性的观点，并考虑这些理论的局限性。
我们的一些问题包括：
- 这些框架如何将自由主义的文化、社会、精神和物质实践在殖民者和非殖民者的殖民地语境下强有力地历史化，迫使我们批判性地打开童年研究对儿童主体性的理解，包括对 “能动性”的去历史化稳定措施？
- 考虑到这些理论如何强调对边缘非白人童年的剥削既非偶然也非随意的，那么一个基于自由殖民者和独立后国家，积累政治，种族资本主义和“慢性暴力”等因素的更加政治化的框架如何从根本上令现有的关于儿童和未来的理解越发复杂？
- 我们如何在认知论上努力加入对边缘儿童对常识培养，包括他们的 “拒绝”，因为这些知识往往超出并难以融入他们在 “痛苦叙事 “中的表现(Tuck et al 2014)？
引用：Sarada Balagopalan, “挑战自由主义：引言,” in Reimagining Childhood Studies, 31st March 2021, https://reimaginingchildhoodstudies.com/liberalisms-erasures-chinese/ 由郭凯冬译为中文
